土地确权纠纷：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路径辨析

引子：一纸证书下的暗流涌动

这块地明明登记在我名下，他凭什么在这里盖猪圈？老张拿着崭新的不动产权证书，气冲冲地找到村委会，指着邻居老李家刚动工的地基。老李也不示弱，掏出一份皱巴巴的几十年前的村里证明，说这块地自他爷爷辈就在用了。类似的场景，在广袤的中国乡村乃至城市边缘，并非罕见。一纸证书似乎并未带来定分止争的终局，反而可能点燃了积蓄已久的矛盾。当事人往往困惑：是该找政府部门评理，申请所谓的确权或者处理争议，还是可以直接一纸诉状告到法院，要求排除妨害、赔偿损失？这看似简单的程序选择，实则牵动着复杂的法律脉络，也考验着法律人的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这一条款似乎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定下了行政前置的基调。然而，司法实践远比法条文字来得生动和复杂。当事人拿着权属凭证，主张的诉求往往是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这类典型的民事侵权诉求，而非直接请求法院确认权利归属。此时，法院是应当以权属争议需行政先行处理为由将当事人拒之门外，还是应当受理并审理侵权事实？这便引出了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土地确权纠纷的迷雾中，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的边界何在？当事人又该如何选择最有效的维权路径？

行政前置：是铁律还是原则？

土地管理法设定行政机关先行处理土地权属争议，自有其深意。土地问题往往涉及历史沿革、政策变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等多重复杂因素，行政机关，特别是乡镇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通常更熟悉当地情况，掌握着原始档案和勘测资料，处理起来或许更具专业优势和地方适应性。从立法意图看，这旨在将大量事实层面的调查和权属认定工作交由行政机关完成，减轻法院负担，同时也是尊重行政机关在土地管理领域的职权。听上去很美，对吧？

但在实践中，我们这些做律师的，经常遇到当事人抱怨行政处理程序漫长、效率不高，有时甚至几年都悬而未决。更令人头疼的是，一些案件中，被告方可能仅仅为了拖延诉讼，就策略性地抛出所谓的权属争议，试图启动行政程序，将原告的侵权之诉挡在法院门外。若法院一概以存在权属争议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无异于架空了物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也可能变相鼓励了这种滥用程序权利的行为。

那么，法院是否就完全被动呢？并非如此。司法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法院虽不能直接对土地权属进行确权，但有权审查所谓的权属争议是否真实存在。怎么审查？首先，看争议土地是否已经过登记发证。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曾有复函指出，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一般不属于土地管理法意义上的权属争议。逻辑很简单：登记具有公信力，除非有证据证明登记错误或涉及重大利益关系人异议，否则应以登记为准。此时若发生纠纷，更多是侵权问题而非权属不明。其次，对于未登记或登记不清的土地，提出权属异议的一方，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需要拿出证据证明争议确实存在，而非口头一说了之。如果异议方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支持其主张，法院很可能认定不存在实质性的权属争议，从而继续审理侵权案件。这体现了司法能动性与对行政处理权的平衡，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弊端。

坦白说，这种审查本身也颇具挑战，法官需要在有限的庭审信息中判断争议的真实性，这其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小。有时，我们甚至会建议当事人在起诉前，先尝试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调取相关土地档案，评估对方提出权属争议的可能性和依据强度，做到知己知彼。

拨开迷雾：区分权属争议与侵权纠纷

理解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分野的关键，在于准确区分土地权属争议和土地侵权纠纷。前者核心是谁的，即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究竟归属于谁；后者核心是怎样了，即已经明确或应然明确的土地权利受到了怎样的侵害。

听起来界限分明，实则不然。许多侵权行为，比如越界建房、强行耕种他人土地，其根源往往就是双方对土地边界或归属认识不一。被告在抗辩侵权时，几乎必然会主张自己对争议土地享有权利，从而将问题引向权属争议。

这里的核心区分点，我认为，在于争议的根本性质以及当事人的核心诉求。如果争议的核心是土地权利本身的归属不明，例如，历史上形成的插花地、地界标志灭失、或是因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不明引发的纠纷，那么这更偏向于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可能更为适宜。但如果一方持有明确的权属凭证（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动产权证），其核心诉求是制止正在发生的侵害行为、恢复土地原状或赔偿损失，那么这更偏向于侵权纠纷，法院直接受理具有正当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处理路径有特别规定。该法第五十五条明确，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解决，不成时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案例（例如参考资料中提到的（2020）最高法行申12423号案）也进一步确认，因承包地边界不清等引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不属于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必须由政府处理的土地权属争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因为实践中大量的农村土地纠纷，实质上是承包户之间的边界争议。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其争议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范畴，那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绕开行政处理，直接寻求司法救济。这对提高维权效率意义重大。

作为律师，在接手这类案件时，精准界定纠纷性质是第一步。我们会仔细研究当事人的权利来源（是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其他？）、证据情况（是否有权属证书、四至界限是否明确？）、对方的主张及其依据，然后判断是引导当事人先走行政程序，还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并准备相应的诉讼策略。有时，甚至需要考虑提起行政诉讼挑战某个前置的行政行为（比如错误的登记），为后续的民事侵权诉讼扫清障碍。这其中的选择和组合，颇有点运筹帷幄的味道。

程序之舞：诉、停、驳的选择与智慧

即使法院受理了以侵权为诉由的案件，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实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真实权属争议，法院该如何处理？直接驳回起诉吗？这似乎过于粗暴，毕竟原告起诉的是侵权，驳回起诉可能导致当事人就同一侵权事实需要另寻他途，增加了诉累。

更为常见的做法是中止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可以中止诉讼。这里的另一案，就可以理解为需要由行政机关处理的土地权属争议。法院可以向当事人释明，告知他们应当先通过协商或行政程序解决权属问题。如果当事人听从建议去申请行政处理了，法院则中止民事诉讼，等待行政处理结果出来后，再恢复审理。行政处理结果可以作为法院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重要依据。

当然，如果法院释明后，当事人（通常是原告）坚持要求法院在权属不清的情况下继续审理侵权纠纷，或者明确表示不去寻求行政解决，那法院可能会面临两难。强行判决可能缺乏事实基础，而不做处理又无法终结诉讼。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法院可能会选择驳回起诉，理由是侵权的基础事实（即原告的权利范围）无法确定。这种处理方式虽有争议，但在特定情况下，也是一种无奈但现实的选择。

从律师的角度看，诉讼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预判到权属争议难以回避，且我方证据不够硬，那么在诉讼中积极配合法院的释明，主动申请中止并启动行政程序，可能比硬闯下去效果更好。反之，如果我方权属清晰，对方的争议主张明显缺乏依据，则应力争法院排除干扰，尽快审理侵权事实。这需要对案情、证据、法律规定乃至当地法院的审判习惯都有深入的了解。

我还记得一次参与某地的法律研讨会，一位资深的老法官感慨道：处理土地纠纷，不能只看本本上的法条，还要下到田间地头，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看看地界线是怎么走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更在于人情事理的关照。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处理此类案件的真谛。法律的严谨逻辑，终究要落脚于鲜活复杂的社会现实。

结语：在规则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

土地确权纠纷的处理，恰如在精密的法律规则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走钢丝。行政处理与法院诉讼两条路径，各有其价值与局限。行政前置原则旨在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和效率，但也可能被滥用为拖延诉讼的工具。法院直接受理侵权诉讼，能够更快地回应权利人的保护需求，但也需警惕越俎代庖，不当介入本应由行政机关裁决的权属争议。

未来的方向，或许在于进一步明晰二者的界限，比如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更清晰地界定何为土地权属争议，特别是区分已登记土地的侵权纠纷与未登记土地的权属确认。同时，探索建立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更顺畅的协调沟通机制也至关重要。例如，在中止诉讼等待行政处理期间，法院能否对行政机关的处理进度进行必要的关注？行政处理结果如何更有效地在后续诉讼中被采信？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法律人，我们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仅要精通法条、梳理证据，更要理解法律背后的社会肌理和人情世故。有时，促成双方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和解方案，可能比一纸判决更能真正化解矛盾，实现定分止争的最终目的。毕竟，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裁判的公正，更在于对社会关系和谐的维护与促进。在这条路上，我们仍需不断探索与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