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电信诈骗从犯量刑标准：法律适用与实务解析

境外电信诈骗从犯量刑标准：法律适用与实务解析

多年来，我在处理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中深感这类案件的复杂性。境外电信诈骗案件往往涉及多国司法管辖，犯罪形式多样，参与人员众多且分工精细，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从犯的认定与量刑，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今天，我想结合自身经验，谈谈境外诈骗从犯的量刑标准问题。

一、境外诈骗从犯的认定标准

在讨论量刑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境外诈骗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在境外电信诈骗案件中，主犯通常是组织者、领导者或者起主要作用的人，而从犯则是那些被指派负责某个环节但并不掌握全局的人员。

我曾经办理过一起菲律宾电信诈骗案，涉案人员多达30余人。其中小王只负责按照话术与受害人通话，每月领取固定工资，对整个诈骗活动知之甚少，最终法院认定其为从犯。而另一名被告小李不仅参与诈骗还负责招募新人、培训话术，法院则认定其为主犯。

在实务中，从犯的认定主要考量以下几点：

1.主观方面：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参与的是诈骗活动。在境外电信诈骗中，有些人确实可能被蒙骗前往，但入职培训后通常能明白工作性质。

2.客观行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何种任务。

3.组织地位：在诈骗团伙中的层级和权限大小。

4.获利情况：从犯通常按固定工资或较低提成获酬，而非按诈骗金额分成。

5.参与程度：是临时性参与还是长期稳定参与。

二、境外诈骗从犯的法定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是量刑的基本原则。具体到诈骗罪，我们需要结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价值一万元至三万元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价值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016年修订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明确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诈骗等行为规定为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了进一步明确。

三、境外诈骗从犯量刑的实务考量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法定标准外，法院在对境外诈骗从犯量刑时通常还会考虑以下因素：

1.诈骗金额与从犯贡献度

我处理过的案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法院会将诈骗总金额与从犯的实际贡献度相结合考量。例如，在一起涉案金额达600万元的境外电信诈骗案中，某被告仅负责短信发送环节，个人贡献度较小，法院在量刑时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

2.从犯的具体角色

不同角色的从犯，量刑也会有所不同：

话务员：直接与受害人通话实施诈骗，但按照固定话术操作；

后台技术支持：负责搭建和维护诈骗使用的系统平台；

资金处理人员：负责转移、提取赃款；

后勤保障人员：负责食宿、安保等辅助工作。

我的经验是，直接参与诈骗实施的从犯通常量刑较重，而纯后勤人员量刑相对较轻。

3.境外诈骗从犯的特殊情形考量

实践中，法院还会特别考虑以下情况：

是否被胁迫或欺骗赴境外：有些被告确实是被虚假招聘信息骗往境外，入职后才发现是诈骗组织，但因护照被扣、人身自由受限等原因无法脱身。

在境外的处境：是否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否有离开的可能性。

参与时间长短：短期参与且及时悔改的，量刑通常较轻。

记得有一个案例，被告小张仅参与诈骗活动两周就意识到问题，设法联系家人报警并协助警方破获案件，最终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四、量刑裁量的具体标准

基于我经手的案件和司法实践观察，境外诈骗从犯的量刑一般遵循以下标准：

1.从轻处罚情形

在诈骗团伙中处于最底层，仅执行简单机械的工作；

参与时间短，诈骗次数少；

个人获利较少；

有悔罪表现，积极退赃退赔；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

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未成年人、孕妇等。

2.减轻处罚情形

被胁迫或受欺骗而参与；

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极小；

主动投案并积极退赃退赔；

提供重要线索，协助破获其他案件；

犯罪未遂或中止，没有造成实际损失。

3.免除处罚情形（极少适用）

被严重胁迫参与；

在犯罪中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

及时阻止犯罪结果发生；

有立功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刑法》第七条规定了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的中国公民，适用本法的原则。这为处理境外电信诈骗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典型案例分析

以下是我经手或了解的几个典型案例，可以帮助理解境外诈骗从犯的量刑标准：

案例一：话务员类从犯

被告李某受朋友介绍赴柬埔寨工作，实际从事电信诈骗活动，担任话务员角色，按照话术与受害人联系，负责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案件涉案金额150万元，李某参与期间为3个月，个人获利3万元。考虑到李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赔，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

案例二：技术支持类从犯

张某作为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受高薪诱惑前往缅甸，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持，负责搭建网络平台和维护系统。案件总涉案金额达800万元，张某参与时间为6个月，月薪1.5万元。法院考虑到张某虽未直接实施诈骗，但为犯罪提供了必要技术支持，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案例三：被胁迫参与类从犯

王某通过招聘网站被骗至菲律宾，发现是诈骗公司后想离开，但护照被扣，且受到人身威胁。被迫参与诈骗活动一个月后，设法联系家人报警，并提供重要线索协助警方破获该诈骗团伙。法院考虑到王某被胁迫参与、时间短、积极配合调查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六、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建议

在办理境外诈骗从犯案件中，我发现存在以下难点：

1.证据收集困难

跨境取证合作机制不完善，导致对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具体行为难以全面取证。

2.主从犯认定的边界模糊

诈骗团伙分工精细，有些角色处于”主从犯”的模糊地带。

3.被胁迫与自愿参与的认定

有些被告声称被胁迫，但缺乏客观证据佐证。

对此，我有以下建议：

完善跨境司法协作机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执法合作；

细化电信诈骗案件中主从犯认定标准的司法解释；

对确因被胁迫参与的从犯，应当更加注重个案情况，区别对待；

建立健全电信诈骗预防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减少公民被骗赴境外参与诈骗活动的情况。

七、结语

境外电信诈骗案件中从犯的量刑，既要遵循法律规定，又要结合个案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同时，也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不同情况的从犯区别对待，做到既严厉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法律支持。

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公民，面对境外高薪招聘务必提高警惕，通过正规渠道了解信息，切勿因利益诱惑而铤而走险，一旦涉足违法犯罪活动，将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