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之后：追责追偿为何总在纸上谈兵？-聚合律师

引子：赔偿落地，责任悬空？

最近几年，随着一些引人关注的案件得到纠正，国家赔偿数额屡创新高，这无疑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给那些蒙冤者及其家庭带去了迟来的慰藉。每当看到新闻里公布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赔偿决定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松一口气，觉得正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伸张。但作为一名处理过不少类似案件边缘问题的律师，我常常会多想一层：钱是赔了，可当初那些办错案子的人呢？他们的责任谁来追究？国家赔偿法里白纸黑字写着的追偿条款，又落实了多少？

坦白讲，这个问题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它在，但很多时候却选择性地忽视。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国家需要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相关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费用，并且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听起来是不是很给力？有赔偿，有追偿，有处分，有刑责，一套完整的闭环。然而，现实骨感得多。

法律的理想与实践的鸿沟

在我十几年的执业生涯里，接触到的、听闻到的国家赔偿案件不算少，尤其是近年来平反的一些重大刑事冤案，赔偿金额动辄百万。但要问这些案件后续对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了追偿的，说实话，屈指可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情况下，赔偿款由国家财政支付后，追偿和追责这两个环节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悄无声息了。法律上的应当二字，在实践中似乎变成了可以，甚至几乎不。

追责追偿难，难在何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难道是法律写得有问题吗？不全是。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要复杂得多。

第一难：责任主体难认定。咱们国家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案件，特别是重大复杂案件，往往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公安侦查可能是团队作战，检察院批捕、起诉有检委会把关，法院判决有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层层审核。这种集体决策模式，在当时有其历史背景和考量，但也确实造成了一个后果：一旦案子办错了，责任很难清晰地落到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头上。法不责众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你想啊，如果一个错案牵扯到一连串的人，从侦查员到审判长，甚至更高层级的领导，这追责的网要撒多大？阻力又会有多大？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个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要彻底扭转过去的惯性，还需要时间。

第二难：内部追责的人情关。法律规定追责主体是有关机关。实践中，很多时候就是赔偿义务机关自己或者其上级部门。让一个单位去调查处理自己的同事，甚至可能是曾经的领导，这其中的微妙和难度可想而知。人都有同情心，尤其是在一个系统内部，物伤其类的感觉难免会产生。再加上一些错案的成因复杂，有些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刑侦技术落后，有些可能是受到了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压力（比如过去的命案必破），有些甚至可能是为了破案而采取了不当手段，动机被认为是好的。当这些因素掺杂进来，严格追责往往就打了折扣，内部处分常常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至于真金白银的追偿，更是少之又少。

第三难：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操作细则。《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追偿的条件（故意、重大过失，或者特定违法行为如刑讯逼供等），也规定了追偿额度是部分或者全部。但重大过失如何界定？部分是多少，全部又是基于什么标准？追偿的具体程序该怎么走？由谁发起？被追偿人如果不服，有什么救济途径？这些具体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法律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非常清晰、统一的答案。这就给实践中的执行留下了很大的模糊空间，也变相增加了执行的难度。我记得之前《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时，曾有过关于追偿比例的具体建议，比如故意追偿70%-100%但不超过两年基本工资，重大过失追偿50%-100%但不超过一年基本工资。但后来正式出台时，这些具体数字又被删掉了，回到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原则性表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四难：赔偿金额与个人承受能力的巨大差距。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现在一些重大冤案的国家赔偿金额，高达数百万。而基层办案人员的工资收入是多少？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即便认定某人有重大过失甚至故意，要求他承担哪怕是部分赔偿费用，比如几十万，对他个人和家庭来说，也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法律的目的不是要让责任人倾家荡产，如何在惩戒、弥补国库损失与个人承受能力之间找到平衡点，确实是一个难题。这可能也是实践中追偿难以推行的一个隐性原因。

追责追偿休眠的后果

法律条款长期休眠，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法律定了规矩却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那法律的威信何在？这会让一些人心存侥幸，觉得办错案子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最后由国家财政兜底。

其次，不利于形成有效的责任约束机制。无惩则无戒。如果违法办案、失职渎职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和经济上的追偿，就难以对后来者形成有效的警示和震慑，权力的滥用、司法的失范就可能一再发生。

再次，对受害者和公众情感的二次伤害。对于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来说，拿到国家赔偿固然重要，但看到造成自己悲剧的人受到应有的追究，同样是寻求内心正义平衡的关键一环。如果只有赔偿没有追责，公众也会质疑：这难道是用纳税人的钱为少数人的错误买单吗？这公平吗？这会进一步侵蚀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如何唤醒休眠的条款？

面对追责追偿制度在实践中的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抱怨和指责。作为法律人，更应该思考如何让这项制度真正运转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一，强化追责，以追责促追偿。我个人认为，相较于经济上的追偿，追究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也就是追责）的威慑力更大，也更具有实质意义。毕竟，纪律处分、丢掉工作甚至牢狱之灾，对个人的影响远超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追责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事实和责任的调查认定过程，这个基础打牢了，追偿也就顺理成章。如果连追责都含糊其辞、避重就轻，那追偿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必须先下决心严格落实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对确实存在故意、重大过失，尤其是刑讯逼供、徇私舞弊等恶劣行为的，该处分的处分，该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绝不姑息。

第二，细化规则，增强可操作性。这是老生常谈，但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高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出台更加明确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比如：

明确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不能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需要结合具体职务要求、行为后果、注意义务等因素，给出相对清晰的界定指引。
制定理性的追偿标准或比例。不能简单地追求挽回全部损失，要综合考虑责任人的主观过错程度、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社会影响大小、赔偿金额以及责任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多种因素。可以设定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允许地方结合实际情况细化，但要避免标准悬殊过大。或许可以考虑设定一个与个人收入挂钩的上限，既体现惩戒，又不至于使其无法生活。
构建清晰的追偿程序。谁来启动追偿？（是赔偿义务机关主动启动，还是需要财政部门督促？）启动的时机是什么？（是否应在申请赔偿时就一并评估追偿可能？）调查核实的程序是什么？被追偿人有哪些权利？（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异议权）如果不服追偿决定，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救济？（内部复议？向上级申诉？甚至提起行政诉讼？）这些都需要明确的程序保障。

第三，探索建立相对独立的审查机制。为了克服自己查自己的弊端，可以考虑建立更具独立性的错案责任审查和追偿决定机制。比如，是否可以考虑由上一级机关负责调查和决定？或者设立专门的、有外部专家（如律师、法学教授、人大代表等）参与的委员会来进行审查认定？这样或许能提高审查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第四，保障被追责追偿人员的正当权利。在强调追责追偿的同时，也要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不能搞有罪推定，认定责任必须基于事实和法律，要允许他们申辩，保障他们的程序性权利。特别是对于那些因历史条件限制、认识能力局限等客观原因造成的错案，在追责时就应当更加审慎，避免打击一片，挫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积极性。司法豁免制度的配套完善也至关重要。